张继洲|高考工厂背后的班级焦虑与机会公平

2020-06-29 11:47 来源:全球教育网

近年来,大学录取率一直在上升,上大学并不困难,但考生和家长的焦虑正在增加。教育焦虑是高质量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中的一种心理反应,“高考工厂”现象反映了社会底层的教育焦虑。

“高考工厂”是班级固化和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扭曲反映

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他们的地位和能力是不同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结构既定利益格局的重构过程和不同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急剧变化。社会学家李强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倒T型结构,农村人口构成了一个横向的庞大的社会阶层,而城市人口更多的是一个纵向的社会阶层,构成了一个倒T型结构。大量底层社会阶层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中低层社会阶层很难向上流动。应该看到,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社会各阶层之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数量差距不断缩小,但是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阶层差距日益凸显,这直接影响青年学子能否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和能力。社会底层的儿童先天缺乏社会资源,无法保证公平的教育机会,他们的晋升难度是“富二代”阶层的数倍。目前,社会阶层分化明显,优质教育资源不断集中在社会的中上层。教育资源分配的差异影响了获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机会。

2010年9月10日至30日,当下的“富二代”“贫二代”就是社会流动固着化的集中表现。代际间发生职业改变、地位升迁的机率降低,突显了先赋性因素在社会流动和分层中的决定作用。发表了《社会底层人口向上流动面临困难》的评论,指出社会底层儿童向上流动面临教育困难,其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正在下降,成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机会也在下降。教育一直被视为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阶梯。作为应试教育的成功范例,“高考工厂”本质上是社会流动渠道简单化、扁平化的产物。

在中国,教育资源在城乡、地区、学校甚至班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分布。根据教育部公布的《人民日报》数据,北京普通高中学生的师生比是9.0,而河南的师生比高达17.5。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主要分布在城市,而县乡教师供给不足。高中办学条件存在明显差异,城乡教育差距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农村教育资源远不如城市,高考的竞争实际上是城乡学生在不同的起跑线上。过去,当高考形式单一时,农村学生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获得高分并进入重点大学。然而,当高考形式日益多样化,学生各方面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时,努力工作在高考成绩中的作用已经下降,学生的家庭资本和教育条件在该地区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位于“高考工厂”模式则是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表征。安徽省一个偏远小镇的毛坦昌中学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每年的高考在线率都在90%以上。2013年,河北省衡水学校的104名学生进入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其中包括河北省文科和理科第一名。

毛坦厂中学和衡水学校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高考神话”,被媒体称为“高考工厂”。它不仅规模庞大,吸纳了大量来自社会底层的农村学生和儿童,而且入学率也很高。在城乡教育差异悬殊背景下,毛坦厂中学和衡水中学可谓是落后地区基础教育“逆袭”的典型。

值得注意的是,“高考工厂”模式明显偏离了国家基础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抛弃了素质教育的基本理念,受到媒体和社会的批评

“高考工厂”的特色措施是班主任发放“还钱”,给每个学生发两张五元大钞,意思是“粮食充裕”和“完美”

事实上,“高考工厂”的教学管理模式特征主要是:学校实施严格的封闭式、军事化管理;视学生为学习机器、考试机器,节假日及休息时间多为学生上课、补课所占用;学习方式主要是围绕高考科目而展开的魔鬼式训练,非高考科目基本边缘化;主张高分是硬道理,不注意学生的个体差异,难以因材施教。所有的家庭都希望他们的孩子幸福地成长。然而,农村学生受到农村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缺乏的影响。在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的情况下,他们的教育环境不如城市学生,在起点上必然落后于城市学生。

在城乡教育模式明显不对称的情况下,资源稀缺的县镇地方高中必须努力做好学生管理和纪律工作。与大城市丰富的教育资源相比,县镇的地方高中必须努力学习加班和海上战术。因为同样的成功机会,农村学生比大城市的学生要付出更多的艰辛。目前,对“高考工厂”的批评没有考虑到教师短缺和农村考生教学设施和条件差的问题。事实上,高考是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一种竞争。农村教育资源贫乏,城市教育资源丰富,农村学生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学习,甚至重复多年才能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处于教育质量低端的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重点中学校长完全有理由批判以农学生为主体的“高考工厂”违反教育规律。但是农村地区的高中办学水平相较于城市是非常薄弱的,这些位于县镇的“高考工厂”教育管理方式固然缺乏人性化,但是农村学生及家长对其趋之若鹜。农村儿童,最有可能的发展路径是走向学业成绩低端的低端高校,然后是低端的就业市场和边缘化的城市社会的生存。为了获得更高层次的流动机会和理想的投资回报,高考的竞争逐渐演变为名牌大学的竞争。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等“高考工厂”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对高层次、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

目前,社会阶层固化的趋势十分突出,社会底层越来越难以向上流动。恐惧和恐慌正在底层人群中蔓延,最常见的表现是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焦虑。家长们之所以拼命把孩子送到“高考工厂”进行考机培训,是期望他们的孩子有机会上重点大学,谋求更高的社会地位,也是社会阶层固化的强迫行为。

高考工厂与高考改革中的公平焦虑

高校扩招的结果之一是大学生稀缺度的急剧下降,名校效应、高学历等在未来职业选择时的影响力由此凸显。

根据“高考工厂”折射社会底层渴望通过升学改变命运,避免阶层复制的祈求,然而,近年来高考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则加剧社会底层对公平的忧虑。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4》数据,家庭背景对考生的录取资格、自主招生名额、高考加分等有显著影响。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的子女获得奖励点数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7.5倍。高考改革的多元化实际上不利于缺乏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和低收入群体获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机会。区域招生使得高校的招生名额分布在各省。来自各省的考生在其居住地参加高考,填写志愿,并根据高考成绩选择最佳考生。

然而,不同省份的高校招生名额分配极不均衡,高校所在地的学生人数较多。例如,2009年,上海学生进入复旦大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3倍,是内蒙古考生的288倍。根据北京大学2011年的录取数据,北京大学每万名考生的录取比例为52.5,安徽为1.27,贵州为1.48。北京考生进入北京大学的概率是安徽的41.3倍,贵州的35.5倍。这种招生配额分配制度使来自拥有更多学院和大学的大城市的学生有更多机会进入名牌学校。

高考改革中的分地域招生、自主命题、自主招生和加分政策等均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农村学生和社会底层子女获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难度。自主命题只从本省选拔命题人员。与国家命题相比,命题人员与学校教师互动的可能性更大。在过去的两年里,一些省份

教育部颁布的上海于2000年率先实施高考自主命题,打破了全国统一命题的传统。分省命题相继在多省份实施。这一改革举措体现了多样化和选择性的课程改革思路,但并未充分解决按地域招生带来的城乡不公平,甚至会加大地域之间的不平等。规定,特殊学生、三好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有权在高考中获得加分,这有助于鼓励个性发展,打破分数优先的评价标准。然而,在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中,它逐渐异化为一场学生家庭资本的竞赛,具有资本优势的家庭很早就为孩子开辟了道路,让孩子在学校评价的过程中胜出。新闻媒体多次披露了上层阶级暗箱操作、改变子女民族身份、伪造体育特长生和获奖身份等事件。相比之下,来自农村和社会底层家庭背景的学生很难得到额外的分数进行评估。高考加分政策原本是强化应试教育的一种修正和补充,但它逐渐成为上层阶级剥夺贫困儿童受教育机会的利器。

高考加分制度

高考改革应该倾听利益相关者的声音

基础教育课程和高考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对于文化资本和社会阶层背景存在明显差异的学生和家长来说,高考招生和命题方式的改革与他们息息相关。

2014年,高考制度改革,浙江省和上海率先成为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高考综合改革方案以“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为价值取向,改变了分数基础理论的录取标准,增强了人才选拔的多元化。但是录取标准的多样性会损害高考的公平性吗?对于下层阶级的孩子来说,分数是他们在教育竞赛中获胜的唯一途径。然而,目前,社会感情和关系仍然存在,金钱和权力可能入侵高考招生。高考承载着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期望,无论如何改革,都要坚持高考的公平性。

丹麦社会学家曹士第在山东邹平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农村学生和家长倾向于反对传统的高考招生改革。安德鲁基普尼斯曾指出,高考保送制度一度被称为“推劣不推良、送官不送民”,一些社会优势阶层通过各类资本交换攫取保送名额,使得保送制度在实践中逐步异化为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保护某些优势阶层子女利益,剥夺社会底层子女受教育机会的手段。当前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高考招生命题模式改革都是从教育文化发达的大城市起步的。在城市精英的知识背景下,对高考选拔标准的批评偏向于记忆、缺乏想象力、命题僵化和缺乏创造力。这些批评无疑是合理的。但是增加高考试题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有可能损害农村学生的利益吗?过去,努力学习和死记硬背可能会提高学生的高考成绩。然而,当高考聚焦于学生的想象力、思维和创造力时,农村儿童和社会底层儿童由于视野狭窄、书本知识有限和学习方法僵化,无法与城市儿童相提并论。

城乡同构的教育体系为学生提供了统一的教材和统一的评价标准,但它是建立在城市文化的基础上的,这很容易导致农村弱势家庭儿童在文化资本、学校场地和习惯方面的学习困难。应该指出,隐藏在教科书、课程和考试标准中的城乡文化隔离本质上是一种象征性暴力。这些象征性的暴力很容易被农村弱势家庭的孩子“误解”。在“错误认识”的诱惑下,他们放弃并选择终止学业,从而完成了被统治阶级的自我再生产和再生产。即使社会底层的孩子在学习上取得了成功,后天养成的文化习惯也过于迂腐,并且被打上缺乏早期文化资本的烙印。因此,社会弱势群体的孩子

根据巴兹尔伯恩斯坦的语言编码理论,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儿童在早期会发展出不同的编码,这直接影响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学校教育可以固定工人阶级儿童的“极限码”和中产阶级儿童的“精确码”,学校也有一套适合后者的教材和教学语言。这使得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在学校教育中表现更好。学校教育通过课程、教学甚至语言表达上的差异,将班级结构上的差异传递和固定在孩子身上,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将他们转化为学业成绩。一般来说,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在要求广泛的文化视野和丰富的想象力的考试中不会成功,因为他们没有来自社会顶层的孩子的教育背景。

当前对“高考工厂”教学管理的批评,无疑忽视了社会底层家长和学生的声音。事实上,很少有农村家长和学生抱怨沉重的学习负担和严格的教学管理方法。在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小的背景下,通过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等不人道的教学管理手段,与城市考生争夺这些有限的高质量高等教育机会,可能是“一个更狭窄的、考试导向的、以记忆为基础的、扼杀创造力的教育制度,看起来可能是给农村学生社会流动的最大机会。”必须付出的代价。http://www . sogo.com的浪漫幻想无法提高农村学生向上流动的竞争力。衡水学校和毛坦厂中学满足了农村阶层获得高质量高等教育和实现向上流动的需求。

农村家长坚决认为,“只要能上好大学,什么都值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家长和学生改变命运,实现阶层流动的渴望,也体现出农民对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现实祈求。

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平等的教育机会是实现社会合理流动和打破“阶级固化”的基本保证。高考改革必须坚持公平,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通过各种优惠政策确保社会底层儿童获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资源;在确保机会均等的前提下,政府增加了对社会底层儿童的教育补偿。面对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政府应坚持“优先扶持”弱势群体的政策选择,大力扶持城乡薄弱学校,缩小学校教育差距,增强农村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建立农村教育与社会流动的互动机制。